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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产社会的到来：劈木材的犯人在这个超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变成生产能手，一旦开始从事生产，就再也停不下来。如今作家的作品，动辄以百万计，而学者也不遑多让，著作等身早已不是梦想，商人的逐利也以亿元为单位，而普通人也都恨不得“一专多能”，同时从事多种职业，以尽可能挖掘自己的生产能力。如今最常见的就是身兼两职，线上和线下齐头并进，以“多线”作业，努力“超产”。年，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威廉斯学院给毕业生们做了个毕业致辞，里面谈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俄罗斯北方的一个监狱里，早上七点，监狱看守要求犯人和他们一起搞个劳动竞赛，把监狱的放风场里堆积如山的木材劈掉，以用于他们自己冬季烤火御寒。显然，这样的“劳动竞赛”对犯人来说只是个强制劳动的漂亮的幌子而已。但这时，有个年轻的犯人突然问看守，如果他不参加这个“竞赛”会怎么样，看守的回答当然冷酷而冷静，那就是他一天都得饿着肚子没饭吃。于是这个犯人没有再吭声，在看守的注视下和大家一起拿起发给他的斧头劈起木材来。可是，没想到，这个犯人不仅没有像看守想的那样因为有情绪而磨洋工，而是像模像样的认认真真的劈起了柴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到了中午大家都收工休息时，他也依然一刻不停的挥舞手里的斧头。囚犯和看守都干劲十足，到中午时分，他们全都筋疲力尽，尤其是那些永远营养不良的囚犯。看守们宣布小休，人们坐下来吃饭：除了那个提问题的家伙。他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拿他当笑料，大概是说犹太人通常被认为是精明的，而这家伙……诸如此类。小休之后他们继续干活，尽管速度已多少减慢了。到下午四点，看守们停下来，因为他们换班时间到了；不一会儿囚犯们也停下来了。那个家伙仍在挥舞手中的斧头。有好几次，双方都有人要求他停下来，但他不理睬。看上去好像他获得了某种节奏，而他不愿意中断；或者是不是那节奏控制了他?（见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年，第页）当然，最后，这个已经变成劈材的“自动机器”的犯人还是停了下来，他一口气劈到了晚上七点多。可这时，他已经毫不停息的轮着斧头劈了12小时的木材，而他的这种把自己变成“自动劈柴机”的疯狂做法让看守和犯人们“先是迷惑继而恐惧”，从此看守再也没有和犯人搞这种所谓的劳动竞赛了。可这个小伙子为什么这样做？布罗茨基的解释是这个年轻的犯人意在用自己的行为来践行《马太福音》中的耶稣的一个训诫，那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诉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布罗茨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年轻的犯人在看守打了自己的右脸后，不仅把自己的左脸让他打，还把自己的外衣也给了他，而且，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当看守强逼他走一里路时，他陪着看守走了两里，甚至在看守停下来后，他又继续走了三里，甚至四里。布罗茨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们“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更为深刻的是，布罗茨基还指出，“任何大量生产”所起到的作用都与此相同。现在，我想把这个似乎有点荒谬的故事引申到我们这个超产社会中来：我要说，那个劈木材的犯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当下的象征。因为我们一旦抓起某把“斧头”，就像是在某个看不见的“看守”的挑战下一样，忽然变成了那个劈木材的年轻人，成为一个不得不“超产”的“犯人”，而那个看不见的看守就是“资本”。我们总是在别人打我们右脸时，急着把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在有人逼我们走一里路时，迫不及待地准备接着再走过两里乃至三里。简单讲，就是我们总是比老板需要的加班时间更长，加班的工作量更多也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劈木柴的犯人”的形象也可以作为我们超产社会的图腾。有意思的是，这个挥舞斧头劈木材的犯人形象很像中国神话里的吴刚，他也是个“犯人”，被神惩罚在月亮里不停的挥舞斧头砍伐月桂，但这棵月桂却是棵不死之树，随砍随长。而且，你永远不知道是吴刚在用斧头砍月桂树，还是他手里的斧头要他挥舞自己去砍那株永远也不会被砍倒的桂花树。而这个超产社会一方面使得物极大的丰富乃至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另一方面，也使得一切都“物化”或“客体化”了。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的“客体化”，也即去主体化，人逐渐变得和“物”一样，丧失了自我意识变成了物的自我繁殖和超产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就像那个劈木材的犯人一样，从“人”变成了“人-物”。而资本的不知疲倦正是以人的精疲力竭为代价的，人只有变成“人-物”，才能暂时在疲劳中忘记自己的疲倦，犹如“自动机器”一样让自己变得麻木，像吴刚那样挥舞自己的看不见的斧头，去劈那永远砍不坏也砍不完的“桂树”。2
超产社会的情绪：忧郁与狂躁在超产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得不“超载”运行。一旦不胜负荷，就会出现各种“故障”，有的人直接“宕机”，走向内心的精神牢笼，把自己封闭在社会机器正常的运行节奏之外；但更多的人却是在超载的状态下“带病”运行，继续闻“机”起舞，勉力坚持。而在这种状态之下，可以看到有两种较为集中的现象和情绪在人身上间隙性发作，前者多为延宕和忧郁，后者多为赶超和狂躁。德国社会学家哈尔特穆特·罗萨认为，现代社会忧郁症多发其实是人因为无法跟上社会速度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减速”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延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哈姆雷特，以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而是为了让自己“减速”获得喘息的机会。这常在时间上表现为“迟到”，如设法拖延自己工作的完成，以避免新的任务的来临等；其中还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为了推迟或者不履行自己的“超产”任务，很多人通过频繁改换工作和目标来躲避已有任务的达成，因为这样可以使得自己永远不需要去完成一件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但这同样是忧郁的表现。而赶超的目的则是为了让自己“加速”，在时间上表现为“提前”，竭力让自己成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试图通过“算计”让自己“抢先”，以减省正常的无法绕开的作业程序来完成其不得不完成的工作，而这种狂躁的情绪总是给人一种过于积极，亢进的感觉，可实际上却和忧郁一样都是一种病态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的道家与儒家就是对社会发展节奏不胜负荷的思想表现，道家主张“减速”，而儒家主张“加速”，前者的“独善其身”是消极避世的忧郁，后者的“兼济天下”更是所谓积极入世的狂躁，但本质上二者都是一种情绪性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的幻觉。不过，实际上，在超产社会，每个人都有可能同时兼有忧郁和狂躁两种情绪，在自我的“减速”和“加速”中挣扎着以跟上社会的节奏。这就像我们到火车站赶高铁，每次总是不是来的太早就是来得太晚，因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准时来到火车站。所以，我们不得不永远处于忧郁和狂躁之中。这也像我们乘出租车，越是有事，越是着急，越是想赶在时间前面，我们越是容易在路上遇到红灯，而这也使得我们变得更加狂躁和忧郁，在悲喜交加中不可自拔。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人生的本质，因为我们总是生不逢时，我们总觉得自己不是生的太早，就是生的太晚。只不过在超产时代，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叔本华曾经说人生就像“钟摆”一样，不得不在“痛苦”和“空虚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所以人既需要“面包”，也需要“马戏”。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为了“面包”，我们不得不忍受劳动的“痛苦”，可因为恐惧在生存欲望满足之后的“无聊”，我们又不得“消遣”，这就需要“马戏”。而且，叔本华还辛辣的指出，正是出于“空虚无聊”，人们才那么热爱“社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今天我们那么热衷于“网络社交”，又有那么多的社交媒体的原因：可是空虚无聊却也不是一件可以轻视的灾害，到了最后它会在人的脸上刻画出真正的绝望。它使人这样并不怎么互爱的生物居然那么急切地互相追求，于是它又成为人们爱社交的源泉了。（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年，第页）
而今我们已经突然置身于超产社会中后，绝大多数人除了不断体味到谋生的“痛苦”之外，在忘我工作或超产的同时，因为忙于各种“社交”，却已丧失了感知“无聊”的时间，而“无聊”的时刻恰是我们可以体验到自己的生存本质的时刻。但是，各种社交媒体的出现，却以一种貌似不可或缺的人际关系的生产的形式巧妙的让我们逃避了直面自己生存本质的这一“危险”的自我醒悟的时刻。而在这些社交媒体的出现和繁荣背后，正是资本的匪夷所思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自我运作，或者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超产社会的或者资本的“狡计”。3
超产社会的未来：“多时代”的“新房客”用更为通俗的话来说，超产社会是个追求“多”的时代，或者说，超产社会的出现标志着“多时代”的到来。而超产社会的本质就是“多”。“多”是一个神奇的字，也许是在甲骨文里是“夕”最初是“肉”的意思，由两块“肉”的“夕”组成的“多”意味着丰盛和富足，所以，在我们的语言中，与“多”相关的词有很多都是褒义词，如多多宜善，多子多福，多姿多彩，人多势众等，而我们对于“多”的崇拜，也充斥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GDP的数字，到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人数，到自己认识的“名人”，朋友，粉丝的数量，朋友圈点赞的多少，再到每个人的居住的房屋面积，都是越多越好，可以说，对于“多”的追求没有止境。因此，如今“多”已经变成了我们这个超产社会的宗教，更是每一个人的圣经，似乎一切都是“多多益善”。但真的都是“多多益善”吗？事实上，在这个超产时代里，我们不仅生产的太多，消费的太多，吃得太多，看得也太多，得到的太多，甚至，学习的也太多。很多人认为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