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国门打开之初，有一本《病夫治国》畅销读书界。该书考察了26位现代领袖是如何在疾病状态下治理国家的，无非试图证明：“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页）。
《病夫治国》说得不错，“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页）。
但倘若落实到中国古代史领域，问题却不乐观：“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王曾瑜《丝毫编》页）。
然而，《病夫治国》大陆初版30年后，一位有医学背景的史学博士，在导师启发她阅读该书之后，豁然憬悟：“病夫治国现象，在医疗条件相当发达的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医疗水平相对不高的宋代。”（1页）
于是，发心在宋史领域完成对疾病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便有了这部《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史冷歌著；下称《皇帝病》）。
她发挥了自身横跨医学、历史两大学科的专业优势，“除了利用中医学理论对宋代皇帝病症进行排比分析，还特别重视利用现代西医学的成就，如内科学、外科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等理论进行论析”（10页），从皇帝的疾病联系到对政治的影响，为历史研究添加了一个解释层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皇帝病》对有生卒可考的位中国皇帝进行了统计，主要结论如下：
其一，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人，因病死亡的人，各占总数的32.26%与67.74%。
其二，在皇帝常见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药中毒、酒精中毒、春药中毒等），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第二与第三。
其三，不计自杀或他杀的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寿命接近48岁。
其四，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秦汉皇帝最低，仅34岁；逐步上升到隋唐的44岁；宋辽金君主48岁，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达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53岁。
总体而论，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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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遗传病
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49.76岁，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64.47岁。难怪有论者撰文时，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年第3辑，李寻、李海洋）。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
在赵宋皇族的遗传基因中，脑血管疾病与精神性疾病是挥之不去的二竖。
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与神宗，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中风引起言语蹇涩，失语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虽然那是在他当太上皇以后。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
《皇帝病》认为，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其自责严苛、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90、93页）。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败，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谓一脉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式，也影响到性格遗传，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狂躁症与忧郁症（即恐惧症）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狂躁症主要症状是“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年6期）。
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史载，宋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这种暴戾之举，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
作为印证，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狂疾”。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后一度好转，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便“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活到了仁宗初年。
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这种“狂疾”一再呈现显性状态：太祖之孙赵从谠“射杀亲事官”，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坑杀女仆”，闭锁幽死。
当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先是忧惧成疾，禅位后或嗔骂，或恸哭，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显然属于狂躁症，最后成为“疯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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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智商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
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