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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这书里写过一个故事：当时湖南台开始搞收视率排行，一些人面子上不好看，每次总编室把收视简报送到各个栏目，总有人当面把简报丢进垃圾桶。改革小组就去财务处申请了块钱，做了一个钢架子，立在台门口，张贴收视光荣榜。有次光荣榜刚贴上去就被人撕了下来，改革小组只好又贴了一张上去。
6年前，湖南广电中心也就是金鹰大厦，刚刚搬到马栏山。
那时候湖南卫视差点面临灭顶之灾。有人就发现广电中心对面的武警总队门口立着一把利剑，说是武警的“剑煞”正对着金鹰大厦，斫杀了广电的运势。
所谓的利剑其实是一座利剑造型的雕塑，象征人民武警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但流言四起，剑煞的说法传到了武警总政委那里，政委是湖南广电厅长魏文彬的老朋友，知道魏文彬改革的艰辛跟湖南卫视正在经历的难关，就下令拆除了雕塑。
雕塑拆除后，魏文彬开了个会，这个会被称作是湖南广电的“遵义会议”。太祖在遵义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指导思想，通过这次会议，确立了湖南卫视由新闻立台向娱乐立台的转型。
这次转型拯救了湖南卫视。
十几年后，湖南卫视又迎来多事之秋。限娱令限童令限韩令，每次板子都打在湖南台屁股上。最近按照广电总局的要求，湖南卫视取消《爸爸去哪儿》的播出计划。有风水大师都看不下去了，跳出来说湖南卫视这么倒霉，是因为风水不好，犯了路冲煞跟小人探头煞，引来了小人。
风水的事情早就搞定了，纯属封建迷信，无稽之谈。还是湖南省委巡视组通报批评对症下药，
“长期以来，有的同志‘娱乐立台’、‘以收视率论英雄’的思想根深蒂固，有的频道在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问题上左右摇摆，作为党的喉舌价值取向有偏差。表面上看是相关频道节目把关不严，实则反映台党委政治敏感性不强。”
罗毅被抓，聂玫辞职，欧阳常林退休，这个“长期以来”的“有的同志”指的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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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魏文彬一开始领导湖南卫视时，办台方针还是新闻立台。
年2月，由湖南经视《经济环线》节目组制作的三集系列专题片《民企》在湖南卫视播出，这个片子引用了首届中国民企交易会上某个大人物幕僚的“不当言论”，招来了中央严厉批评，差点毁了魏文彬跟湖南台。
中央批评后，魏文彬在广电28楼开了个党组会，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最后给湖南省委交了一份检讨书。当时魏文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有必要，他就引咎辞职，只要能保住湖南卫视的上星权。
魏文彬拒绝了党组其他成员的请求，在检讨书上签了自己名字，把责任扛了下来。
交上检讨书的第二天，魏文彬去北京“负荆请罪”。经过多方求情，湖南卫视争取到的结果是，节目制作方湖南经视被亮黄牌一张，栏目撤销，主管副台长、部主任、制片人、记者受处分。
除了《经济环线》，湖南台的另一档节目《有话好说》也遭遇了新闻事故。年2月，马东主持的《有话好说》做了一期《走进同性恋》，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开讨论同性恋的节目。节目播出后，《新民晚报》评论这期节目“阴风习习”，没过多久，节目被毙了。
这事儿之后，湖南广电集体搬到新建成的广电中心。经视台长吕焕斌找到魏文彬，请他给经视题字。魏文彬题了五个大字：导向金不换。这幅字被挂在西裙楼一楼通向二楼的拐弯处，无论上楼下楼都看得到。
关于导向，魏文彬还句名言：导向错了，一了百了。
魏文彬有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到《有话好说》，“你说像这样的话能够播出吗？同志们！不能够播出！这是在否定思想政治工作！这期节目是谁审的？怎么没有一个人能把住关呢？”
《有话好说》走的是《实话实话》、《锵锵三人行》的路子，经常触碰审查高压线，当然它们后来也是殊途同归。
年左右是湖南台新闻节目的黄金年代。那时候魏文彬有个“新闻出省”的梦想，他想打造湖南卫视自己的《东方时空》。央视喊出了“说人话救中国”的口号，湖南卫视也想着为民请命，针砭时弊。但酒要一口一口喝，路要一步一步走，步子迈的太大，容易扯着蛋。
早在93年，央视的老台长杨伟光就说过，“导向很重要，有人认为改革就要敢闯，在他们看来，进两步退一步，还是进了一步；进两步，退两步，还在原地。但他们没想过，进了一步，退了两步怎么办？”
2年0月，湖南卫视开了个“战略定位研讨会”，研讨会连开三天，这次会议确定了湖南卫视由新闻立台转向娱乐立台。当年冬天，一大批新闻节目下马，从此娱乐立台成了湖南卫视的方针，湖南卫视不再喊新闻立台了，他们开始喊快乐中国。
理想主义在2年飘散如烟，娱乐立台成了湖南卫视最安全的路子。
年初湖南台副台长曾凡安到北京参加全国电视台台长会议，会上的主要内容就是批评《快乐大本营》。幸亏当天晚宴上，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特意走到曾凡安面前，握着他的手说，感谢你们给全国人民提供了这样一档好节目。
魏文彬得知之后，马上要求同事们把这个信息传达出来，鼓舞士气，安定民心。
但是魏文彬心里还是不放心。年湖南台上星，《快乐大本营》就火遍全国，一起火的还有湖南台的婚恋节目《玫瑰之约》。这两档节目奠定了湖南台在全国卫视中的领先地位。
魏文彬害怕别人说湖南台是个娱乐台，只会“做游戏”跟“谈恋爱”，所以在年，湖南卫视打造了一条新闻干线，这就包括马东主持的《有话好说》跟柴静主持的《新青年》。
经历过年前后那场风波后，马东北上到央视主持《文化访谈录》，柴静被陈虻挖到了《东方时空》，湖南卫视新闻部辞退了一百多人。从这以后，娱乐成了湖南卫视的重心，5年推出的《超女》更加坚定了湖南卫视娱乐立台的方针。
有了经济环线的教训，《超级女声》举办期间，魏文彬派专人收集重大舆情，每天汇编成册让他过目，每份舆情上都有他的批示。超女采用短信投票赛制，有媒体解读这是中国民主进程的进步。魏文彬一看到这个说法，马上指示湖南台，要防止有人借题发挥，
“一种可怕的政治暗示将给中国目前千金难买的和谐社会和清明政治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但超女还是招来了批评，其中来头最大的，是一个当过中宣部副部长跟文化部部长的老领导。老领导在十天内三批超女玷污艺术，宣扬一夜暴富思想，毒害青少年，应该被取缔。
魏文彬这次学乖了，不仅派人拜访老领导解释沟通，还给老领导正名，“（老领导）担任过文化部长，水平高境界高，当年也是个改革派，网上把他说的那样昏庸保守，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我怀疑，刘老的意见被一些媒体听偏了，写偏了，甚至是利用了。”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魏文彬让李宇春何洁登上《情系大湘南》赈灾晚会捐善款，唱《红旗飘飘》，唱八荣八耻，还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何洁参赛时顶着一头五颜六色的头发，超女总导演王平要求她染成黑色，何洁一开始不答应，后来妥协了，前提是“不能一次性染成黑色，先用棕色过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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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年7月，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开了个座谈会，崔永元、朱军、李咏等央视主持人汇聚一堂。崔永元带头发言，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
“目前电视台把收视率当成命根子，因为收视率影响广告收益，收视率也就成了衡量节目质量和主持人能力的标准，从而造成少数主持人放松自身约束，迎合庸俗、低俗之风。”
崔永元没想到，四年后《实话实话》因为收视率不理想停播。他更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后，央视举办《开心辞典》男主持全国选拔活动，对外放出风声，“湖南当地的一些主持人也已经报名参赛，其中还有一线娱乐主持人。”
有人猜这个一线娱乐主持人是何炅，央视没否认。何炅不得不出来辟谣，李响李维嘉等一批主持人也纷纷站出来澄清，央视这算是碰了个瓷。
不仅碰瓷，央视还diss了一把湖南卫视。有人质疑《开心辞典》男主持选拔抄袭模仿湖南卫视的“闪亮新主播”，《开心辞典》回应，“首先央视是真正缺少主持人，不像一些活动是作秀，先把现有的主持人PK掉再来选；其次央视活动的人选有基本素质要求，并不是五花八门的人都能跨进这个门槛。”
这不是央视头一回模仿抄袭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推出《玫瑰之约》后，全国立刻多了几十台婚恋交友节目。超女成功后，也兴起了办选秀节目的风潮，央视这个老大哥就办了《梦想中国》。
但从来只有央视开座谈会批评省级卫视的份，没有省级卫视批评老大哥的先例。有人批评央视，魏文彬还得出来当消防员，
“我们和央视能够在市场上竞争，是时代进步，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我们是完全平起平坐的。在现阶段，中国媒体理所当然地还要讲政治等级，央视水平确实比我们高，我们要自觉维护国家电视台的权威。”
魏文彬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啊。用李银河的话说，“这就纳闷了，为什么好多人建议取缔超女，而对《梦想中国》没多大意见呢？这难道仅是两个电视台的区别吗？”
李银河不知道，湖南卫视被央视模仿的，不只是综艺节目。
早在年，还是新闻立台的湖南卫视推出的《焦点89》就被央视借鉴成了《焦点访谈》。
有央视带头，其他各卫视也开始搞借鉴。7年，湖南卫视有《快乐男声》，东方卫视就办了个《加油好男儿》。
两个台的竞争充满火药味，黎瑞刚在东方卫视开会时的口号是，“跟他们打！谁不拼我就把谁下掉。”为了打赢这场仗，他瞄上了选秀教母龙丹妮，想把她从湖南卫视挖过来。逼得魏文彬亲自出马，上演了一出萧何月下追韩信。
挖角失败后，黎瑞刚给魏文彬写了封信，“你不要把我当作敌人，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一起把体制的天花板往上推一推。”
把体制的天花板往上推一推，是黎叔跟魏文彬共同的追求。在这点上，他们可以说是英雄惜英雄，知己遇知己。其实启发魏文彬要用市场化的力量，要登陆资本市场的正好是上海广电。年魏文彬带队去上海考察，参观了东方明珠塔，对上海的电视节目和电视剧赞不绝口。
只是黎叔当时还不是上海文广的话事人。2年，黎叔才担任SMG上海文广总裁，那年他35岁，大家都叫他少帅。
在全国广播电视行业还在实行事业用人制度的时候，黎叔冻结了所有事业编制，一律实行企业编制。到了09年，黎叔进一步推行制播分离制度，播出平台划归上海广播电视台，节目制作划归到新成立的上海东方传媒集团。“让岗位的归岗位，编制的归编制。”
4年，黎叔主导的SMG跟UT斯达康创始人吴鹰合作IPTV项目，当时上海文广内部一直有一种声音，“黎瑞刚不务正业，SMG为什么不能像湖南卫视一样，打好阵地战，好好做节目呢？”
黎瑞刚在哈尔滨主持IPTV项目时，当地一个广电领导站起来斥责他，“黎瑞刚，历史将证明，你会是电信的功臣，广电的罪人！”六年后，IPTV上市，更名为百视通，黎瑞刚当初向上海文广申请的00万美金的投资获得了60倍的回报。
20年黎叔离开上海文广，4年黎瑞刚再次被请出山，在任一年后，黎叔辞去上海文广总裁职务，专心于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工作。
走了就好了，是非功过还能任由后人评说。但是魏文彬走不了啊，几十年了也要继续把骂挨下去。魏文彬没事练练书法，他最喜欢的古文是《岳阳楼记》，抄了一百多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湖南台十几个部门当初合并成6个中心。这是砸人饭碗断人财路的事儿，一些老同志不配合，改革小组集体上书，跑到魏文彬家里，“如果魏老板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撂担子不干了。”
《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这书里写过一个故事：当时湖南台开始搞收视率排行，一些人面子上不好看，每次总编室把收视简报送到各个栏目，总有人当面把简报丢进垃圾桶。改革小组就去财务处申请了块钱，做了一个钢架子，立在台门口，张贴收视光荣榜。有次光荣榜刚贴上去就被人撕了下来，改革小组只好又贴了一张上去。
改革最难的就是人事，改革小组光有一腔热血，但没实权，“我们有的人把权力当做槟榔，要嚼得只剩下一点点渣子才吐出来。”
为了解放小鬼，打倒阎王，魏文彬向总设计师学了一手。当初总设计师为了解决好交接问题，设计了个“中央顾问委员会”。魏文彬学习到了总设计师的精髓，他把副处级的部门负责人一律提升半级，职务由部主任变成业务指导，新人就成了掌握实权的部主任。
这次改革选拔了不少新人，汪炳文就是其中之一。魏文彬提拔汪炳文，是想让他做《快乐大本营》。接下任务后，汪炳文找到中心主任，要求下放人事权、终审权、签字权。主任不肯放权，两个人大吵一架，最后还是汪炳文抬出魏文彬这尊大佛才解决了问题。
汪炳文得罪了人，有魏文彬撑腰，魏文彬得罪了人，是要丢乌纱帽的。因为改革，魏文彬创下了两次落选的记录。
一次是在年，湖南省召开人大会议，魏文彬以一票之差落选湖南广电厅厅长。最后还是在老厅长李青林组织几位老领导联名上书的努力下才勉强让魏文彬继续主持湖南台的改革工作。还有一次是在年，湖南省第八次党代会，魏文彬是省委委员侯选人，在等额选举的情况下仍然落选，只能当个候补委员。
对魏文彬及其子弟兵的狙击直到十八大后还没有收手。一手打造《还珠格格》的欧阳常林在退休之前遭遇了4名湖南厅官的联名举报，他们列出了欧阳常林挪用公款、招标暗箱操作，插手影视剧版权采购等一系列罪名。其中的几名积极分子据说还经常去广电大楼围堵欧阳常林。
所以这些年的挫折下来，黎叔和魏文彬都是很多愁善感的。
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篇纪念父亲的文章，魏文彬读罢之后嚎啕大哭。他因为文革中断学业，后来又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
“这是哭个人的命运，哭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社会、历史、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是抽象的，但我们这代人的感受特别强烈。社会的剧烈动荡把每个人都动得东倒西歪，你就不会觉得它是抽象的。所以我们这代人，特别富有集体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
据说黎叔喜欢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尤其是那首《Doyouharthpoplsing》，他每次听了都会热血沸腾、潸然泪下，他还说过
“这个地球上，中国人是很有影响力的民族。在这个靠传媒工具传播力量的时代，属于我们的话筒和镜头在哪里？我们这些人是有这种责任做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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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叔和魏文彬还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对央视的老大地位心服口服，“这十年来中央电视台是一个样板，它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体制下，一个媒体它的扩张力和想象空间在哪里。”
92年春天，总设计师南巡，“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第二年春天，中宣部就应景地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媒体就社会热点话题大胆讨论。这成了央视台长杨伟光推动改革的尚方宝剑。
央视改革能成，离不开杨伟光的掌舵跟各级领导的支持。
年《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以流浪儿童为主题的节目。节目播出当天，中宣部恰好在杭州举行一个各大媒体老总座谈会，会上有人批评央视，怎么选了这个话题？这是不是给政府抹黑？给社会主义抹黑？
还好当时的老领导丁关根体恤下属，认为这期节目既讲了我国的流浪儿童问题，也讲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流浪儿童问题，“报道很全面嘛”。
年，胡玫拍了《雍正王朝》，这部片子拍完后开价3万，杨伟光以万买了下来。《雍正王朝》的大背景是“反贪反腐，抗击洪水”，跟年的现实惊人一致，这片子最后能在央视顺利播出，多亏了李鹏吴邦国几位领导的肯定。
93年央视开始改革，成立了新闻评论部，部训是求实公正平等前卫。
新闻评论部的年会见证了央视的黄金年代。分管新闻的副台长李东生被要求挂着烟盒子卖烟；年会用《花样年华》的音乐和片段编排过一位中心领导出轨的片子；每个栏目组都要出四个男同志穿舞裙跳《四小天鹅》。
年，新闻评论部分家，《东方时空》独立出新闻评论部。年的年会放了一部短片，叫《分家在十月》。《分家在十月》结尾，年老的“陈虻”歪坐在轮椅上，手中的眼镜掉在地上，安然死去。
8年，陈虻成了新闻评论部最早去世的人。“我们在中国媒体最称得上媒体的时候，做了《东方时空》，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现在战友没了，战壕也没了，再也没有冲锋了。”陈虻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东方时空》改版，《实话实说》停播，《焦点访谈》大不如前，年会也取消了。
央视主持人串烧的《分家在十月》唱过，这是最后的实话，最后的实话也是空谈。求实公正平等前卫，就从来没实现。
主持人们遇到一点挫折就容易犯小资产阶级狂躁症，这话讲得不客观，这些东西还是实现过的。朱镕基早在98年视察央视时就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朱总理是《焦点访谈》的老观众了，“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
除了央视，朱镕基还是凤凰卫视的忠实观众。98年3月9日，“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说了句，“你们照顾一下凤凰卫视台的吴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欢她的节目。”
当时凤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正在看股票，这是他每天早上的习惯，朱总理话一落，凤凰卫视的股票就升到了点，刘长乐忍不住流了泪。
吴小莉跟凤凰卫视能够引起朱总理
